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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冬|從孔夫子到張橫渠:關學譜系建構中的基準嬗變與反思

原作者: 西北大學關學研究院 魏冬 來自: 四川省新文人畫院 收藏 邀請


【編者按】今天(公元2023年9月28日)是“至圣先師”孔子誕辰2574年。發表四川省新文人畫院人文研究所所長魏冬教授此篇論文,以示祭奠!

【摘  要】在近現代的學術視野下,張載在關學中一直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甚至被看做關學的初祖、宗師。而現代哲學史研究視野下對張載“氣”的思想的關注和解讀,也一度影響了對關學宗旨的判斷。然而回到關學自身的譜系建構視野下,孔夫子才是關學學人的判斷和評價基準,關學學人始終圍繞著孔子這一基準建構關學,而張載在關學譜系中雖然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絕非關學的宗師,氣的思想,也并非判斷后期關學學人和張載是否一致的標準。在新的學術視野下重新建構關學,既要看到張載在關學中的地位,也不能脫離關學與整個孔學精神的內在關聯。

【關鍵詞】孔夫子  張橫渠  關學譜系

      在近現代的學術視野下,張載在關學中一直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甚至被看做關學的初祖、宗師。而現代哲學史研究視野下對張載“氣”的思想的關注和解讀,也一度影響了對關學宗旨的判斷。然而回到關學自身的譜系建構視野下,孔夫子才是關學學人的判斷和評價基準,關學學人始終圍繞著孔子這一基準建構關學,而張載在關學譜系中雖然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絕非關學的宗師,氣的思想,也并非判斷后期關學學人和張載是否一致的標準。在新的學術視野下重新建構關學,既要看到張載在關學中的地位,也不能脫離關學與整個孔學精神的內在關聯。

       一、孔子基準的確立

       關學的譜系建構,是從馮從吾(1557-1627)的《關學編》開始的。萬歷三十四年(1606),馮從吾完成《關學編》,在《關學編·自序》中,馮從吾說:“余不肖,……取諸君子行實,僭為纂次,題曰《關學編》,聊以識吾關中理學之大略云!薄1〕可見,馮從吾所說的“關學”是“關中理學”的簡稱,而其《關學編》,則是在對“關中理學”這一觀念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
       那么,馮從吾的“關中理學”這一觀念,具有怎樣的內涵呢?對此,馮從吾雖然沒有概念性的界說,但通過其《關學編自序》和《關學編》所列人物,可以看出其具有以下特點:(1)所收人物都是關中人,而其所謂的“關中”,不僅指當今陜西境內的關中,而且還包括今甘肅蘭州、天水一帶,據此可見古今“關中”地域范圍的不同;而判斷某一人是否為關中人的標準,不是以其籍貫或出生、出仕、去世為標準,而是以其成長、講學在關中為標準,此可以看出其人格思想與關中風土之關聯及其影響;(2)所收人物都是理學人。而其所謂的“理學”中人,就《關學編》卷一自卷四所收人物而言之,既有北宋時期的張載及其學侶(張戩)、同調(呂大防)、門人(呂大忠、呂大鈞、呂大臨、蘇炳、范育),其還有源自二程門下的學者(侯可);不僅有發端于朱子的元明學者(蕭維斗、同恕、馬理、呂柟、韓邦奇、),還有接受陽明學者(南大吉、尚班爵)?梢婑T從吾筆下的“關學”,并不必然的與張載保持師承關系,而是隨著理學思潮的發展而不斷接受異地學派思想的開放兼容、與時俱進的;(3)雖然金元和明代諸儒與張載并沒有直接的師承關系,但同時又是橫渠之學的繼承者。如金元之時,“至于勝國,是乾坤何等時也,而奉元諸儒,猶力為撐持,塤吹篪和,濟濟雍雍,橫渠遺風,將絕復續!薄2〕又如明代,“光祿與宗伯、司馬,金石相宣,鈞天并奏,一時學者,翕然向風,而關中之學,益大顯明于天下。若夫集諸儒之大成,而直接橫渠之傳,則宗伯尤為獨步者也!薄3〕可見,馮從吾除了強調宋明關學師承淵源的多元性之外,還強調了其對“橫渠遺風”“橫渠之傳”的繼承性。橫渠在關學中的地位和影響,可見一斑。
       然而,除了以上特點之外,還需要注意馮從吾《關學編》的其他理念。
       首先,馮從吾在《關學編自序》中提出:“我關中自古稱理學之邦”,〔4〕在他的語境下,理學并非如現代學界普遍認為“理學”產生于北宋時期,而是關中自古有之的傳統。這是馮從吾理學觀念和當今的一大不同。在此觀念下,馮從吾認為:(1)張載并不是關學的“開創”者,而是“倡明”者。他說:“有宋橫渠張先生崛起郿邑,倡明斯學,皋比勇撤,圣道中天”,〔5〕此語雖然肯定了張載在關學傳承中的重要地位,但也明確的表示,張載的功績在于“倡明斯學”,而非建立或開創斯學;(2)關學歸屬的判斷標準,并不是張載,而是孔子。馮氏《關學編自序》在略述自宋至明關學源流簡況之后,曰:“嗚呼,盛矣!學者俯仰古今,必折衷于孔氏!薄6〕這可謂馮氏論學之標的。他又說“諸君子之學,雖繇入門戶各異,造詣淺深或殊,然一脈相承,千古若契,其不詭于吾孔氏之道則一也!薄7〕這里的“諸君子”,既包括張載,也包括宋明關學諸君子。馮從吾認為其高下深淺師承淵源索然不同,然“其不詭于吾孔氏之道則一也!睋丝芍,馮從吾對“關學”的判斷,除了地域的原因之外,在學術歸宿上是以孔子為準則的。(3)基于對孔學基準的認同,馮從吾在《關學編》卷一之前,還特意甚至加了“卷首”,其中收入記載秦子、燕子、石作子、壤駟子四人,以為關中承繼孔門之傳的開端印證。他在《關學編·凡例》提出:“理學如秦子、南燕子思、壤駟子從、石作子明,俱孔門高弟,第事跡多不詳,故另列小傳于前,而編中斷自橫渠張子始!薄8〕據此可見他的“關學”,并非始于北宋。
       根據以上論述,可見馮從吾的理學,本質是孔學;而其關學,即關中理學,本質則是關中孔學;谶@樣的認識和馮從吾《關學編》所收人物,可見其關中孔學分為孔門四子的孔學直傳和以宋張載承其先、關中諸君子繼其后的孔學續傳兩個階段。值得注意的是,按照馮從吾《關學編》的內容,秦漢隋唐時期的儒學,并不在其所謂“理學”范圍之內,而關中的孔學續傳,則包括宋明以來的張、周、程、朱、王諸系的關中傳人。
       將馮從吾的“關學”的判斷基準確定為孔學,在其他方面也是有論據的。馮從吾九歲時,其父即手書王陽明“個個人心有仲尼”詩,“命習字,即命學其為人,先生便亹亹有愿學之志!保ㄍ跣木矗骸渡傩骜T先生》)〔9〕長成之后的馮從吾,又曾言:“圣賢之學,理學也。六經、四書,淵淵理窟,粹乎弗可選也。宋濂、洛、關、閩以及國朝河津諸儒語錄,雖言人人殊,大要羽翼六經,梯航萬世,鄒魯以來,此為嫡傳!保ā独韺W什一序》)〔10〕又說:“朱、陸、薛、王不同,而同為儒,總之皆吾師也!埃ā洞饛埦影状笮小罚11〕可見他主張的理學,實際是以孔學為宗源,以張、周、程、朱、王之學,為正統的。從《關學編》來看,馮從吾雖然以孔子作為其歸屬于關學之理學的最高價值趨向和學術淵源宗旨,但從對孔學(理學)的承繼上而言,除了出于孔門的關中四子之外,更主要的是北宋而下出于張載、周敦頤、二程、朱熹和王陽明的“五家”傳承。對于此五家之重要性,馮氏曰:“吾儒當以孔子為宗,而顏、曾、思、孟、周、程、張、朱皆誦法孔子,后學所由以津梁洙泗者也。若曰學當以孔子為宗,而周、程、張、朱皆不足法,即此一念,去學千里矣。以周、程、張、朱為非,以孔子為是,是孔子特不敢非耳,若孔子可非,則亦非之矣。非宋儒而宗孔子,亦非真宗孔子者也,且非宋儒而獨宗孔子,是其心以孔子自任也。以孔子為宗則可,以孔子自任則不可,即此一念,去學萬里矣!保ā掇q學錄跋》)〔12〕所以,關學在學統上,雖然以孔子為宗,但也必須以張、周、程、朱、王為津梁。同時,至于漢唐諸儒以及王安石的“新學”等,馮從吾的《關學編》并沒有列入這些人物。其中原因,在于馮氏認為關中漢唐諸儒并非出于理學,對于安石之學,則批評為甚,此見《太華書院會語》。
       其次,還需要思考的是,馮從吾對孔學精神的理解是什么?馮從吾主張:“圣賢之學總在心性,而心性得力不得力,又全在日用行事見得!保ā洞饤钤铱な亍罚13〕縱觀馮氏《關學編》,其所入編人物所記載事項,大略有以下四類:其一,概況。主要包括姓名字號、家庭故里、出仕履歷、著述門人、贈謚評述等;其二,修身。主要包括好學志道、學承宗范、為學主張、人格氣象等;其三,處事。主要包括家訓教化、為政易俗、撫恤濟難等。然馮氏之主要筆法,即是攝取傳主生平中之重要事件,以見其人格精神。其中固然有在學術思想上有所建樹、或有一家之言而著述成作,如張載、呂大均、呂大臨、蘇炳、范育、楊奐、宋規、楊恭懿、蕭維斗、同恕、程瑁、段堅、張鼎、薛敬之、王承裕、呂柟、馬理、韓邦奇、南大吉、楊爵、郭郛、秦關王等人,但這也并非構成關學人物的必然條件。如馮從吾《關學編》所記,張戩、呂大忠、侯仲良、劉愿、楊天德、韓擇、侯均、第五居仁、張杰、周小泉、王爵、李在中、李仲白、呂潛、張節、李挺等人,雖然沒有建立自身思想體系或者沒有著述傳世,但是其最重要的,就是這些人物在現實生活中都信奉諸理學家所傳承的孔子學說,并落實于具體的生活踐履之中。無論向學、修身、從政、事親、傳教,都秉承儒家學說,以孔子為根本。因此,馮從吾“關學”中“理學”的基本標準,是是否通過理學的渠道認同孔子,并在此基礎上實際踐履孔子的倫理道德。再反觀之,可以發現馮從吾《關學編》所收入的人物,無論其在思想學說層面有無建樹,也無論其有無著述成果,但都無一例外的保持尊崇理學、認同孔子、注重踐履的特點。這一特點,可以作為馮氏判斷一個任務是否能成為關學家、是否能入編的一個學術標準。如此,可得出一結論:馮氏筆下之關學,更重要的是近承理學而遙尊孔子,更多的體現了道德實踐史,而不僅僅是哲學史、思想史、觀念史、學術史,雖然,思想學術的建立,也是關學史內容的重要構成部分,但這并非馮氏關學的最重要指向。

       二、孔子基準的拓展

       王心敬(1658-1738)為繼馮從吾之后,為《關學編》作續補之第一人。他所作《關學匯編》,一方面全面納入馮從吾《關學編》的內容,并“取自少墟至今,搜羅聞見,輯而編之”,〔14〕但對于張載以前的關學學人,也基于自己的認識,做了極有特色的擴充。
       如上,馮從吾曾提出:“我關中自古稱理學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矣”,〔15〕認為理學為關中自古有之;他又說:“有宋橫渠張先生崛起郿邑,倡明斯學,皋比勇撤,圣道中天”,〔16〕認為張載并不是關學的“開創”者,而是關學的“倡明”者。王心敬承繼馮從吾的這一認識,進而明確提出:“橫渠,特宋關學之始耳”,〔17〕這里一“宋”字極為吃緊,可見王心敬也不以橫渠為關學的開創者,而僅認為其為宋代關學的創始人。那么,對于張載以前的“關學”,他如何認識呢?王心敬說:“既復自念,編關學者,編關中道統之脈胳也!薄18〕他認為馮從吾在《關學編》卷首先列關中孔門四子的做法是合適的,然而對張載之前的關學譜系,還有所不足。他說,在張載之前:

       前此如楊伯起之慎獨不欺,又前此如泰伯、仲雍之至德,文、武、周公之“緝熙敬止”、纘緒成德,正道統昌明之會,為關學之大宗。至如伏羲之易畫開天,固宇宙道學之淵源,而吾關學之鼻祖也!19〕

在王心敬看來,在張載之前,關中有漢代的楊震(楊伯起),慎獨不欺,可納入關學譜系;而在此之前,還有商代的泰伯、仲雍,以及其后世文、武、周公,“正道統昌明之會”,故堪為“關學之大宗”;進而在此之前,還有“伏羲之易畫開天”,而此正是道學的源頭,所以當以此為“吾關學之鼻祖也”?梢,在王心敬那里,張載不僅不是整個關學的開創者,而關學的“大宗”,是泰伯、仲雍、文、武、周公三代;關學的“鼻祖”,則是上古的伏羲。王心敬此說,更進一步彌補了馮從吾《關學編》漢唐無人的缺憾,完善了馮從吾《關學編》孔子之前關中的道學譜系。王心敬認為,關學之源流初終,條貫秩然:

       譬諸水,泰伯、文、武、周公,乃黃河之九曲,而伏羲則河源之星宿,橫渠以后諸儒,乃龍門、華陰、砥柱之浩瀚汪洋,涇、渭、豐、澇諸水之奔赴也!队洝吩唬骸叭踔来,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本又搶W,觀于水,可以有志于本矣。于是,復援經據傳,編伏羲、泰伯、仲雍、文、武、周公六圣于孔門四子之前,并編伯起楊子于四子之后,合諸少墟原編,以年代為編次焉。蓋愚見以為,必如是,而后關學之源流初終,條貫秩然耳!20〕

他以黃河為喻,認為伏羲是關學的源頭,泰伯、文、武、周公是關學的濫觴,而張載之后的關中諸儒,則是關學發展的重鎮和支流。要了解關學,需要“知本”,即從關學的源頭說起,此之謂“知本”;而后下及宋元明清歷代關學,如此則關學方“源流初終,條貫秩然耳”。對于王心敬的這種做法,四庫館臣認為:“心敬所廣,推本羲皇以下諸帝王,未免溯源太遠”,〔21〕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心敬所補,亦有其心意所在,不得因其失而廢其言也。王心敬雖然對關學的補編不同于馮從吾,但他也是以孔子之學為基準的。他說:

       編既竟,竊念斯道雖無古今、圣凡、貴賤之殊,但以伏羲、文、周六圣人與宋、元以后諸儒,同匯而共編,亦覺無大小、淺深之差別。于是,據吾夫子圣人、君子、善人有恒之分,于伏羲六圣,則標目曰“圣人”,若曰是即吾夫子所欲見之圣人也;孔門四子,則曰“賢”;自漢以后,則總目之曰“儒”,若曰是固吾夫子所謂君子、善人、有恒而不甘流俗者也。顧周元公之言曰:“士希賢,賢希圣,圣希天!眲t又以明善人、有恒之士,茍能希圣、希賢,自可至于圣、至于賢,而無能我靳也。然則千百世下,凡生吾關中者,讀羲、文、武、周之書,誦漢、宋以來諸儒先之傳,溯流窮源,可無復望洋之嘆。因是孜孜亹亹,用以仰慰吾夫子思見圣人之本懷。是則后死者之責,而先圣賢之所亟待也夫!〔22〕

王心敬雖然看到“斯道雖無古今、圣凡、貴賤之殊”,但認為如果將“伏羲、文、周六圣人與宋、元以后諸儒,同匯而共編,亦覺無大小、淺深之差別”,所以他根據孔子關于圣人、君子、善人有恒之分的論述,將伏羲六圣,標為“圣人”,將孔門四子標為“賢”,將漢代以后諸關學學人標為“儒”。他希望“士希賢,賢希圣,圣希天”,“則千百世下,凡生吾關中者,讀羲、文、武、周之書,誦漢、宋以來諸儒先之傳,溯流窮源,可無復望洋之嘆。因是孜孜亹亹,用以仰慰吾夫子思見圣人之本懷!蓖跣木吹倪@一用心,和馮從吾“學者能誦詩讀書,知人論世,恍然見諸君子之心,而因以自見其心,則靈源濬發,一念萬年,橫渠諸君子,將旦莫遇之矣”〔23〕的用心,是一致的。

       三、孔子基準的失落

       清代關中學人對《關學編》的續補,除了王心敬之外,此后還有朝邑學師中衛人劉得炯在乾隆丙子年(1756)的補續,其主要是保持馮從吾原編的原貌,并增入馮從吾、王建常二人;劉得炯之后,道光庚寅年(1830)朝邑人李元春又在其基礎上對《關學編》予以較大的補續,他與及門共訂,補入七人,續入二十人。需要注意的是,劉得炯、李元春對《關學編》的補續,是基于馮從吾原本的基礎上進行的,他們并沒有見到王心敬的《關學編》補續。據此可以斷定:馮從吾之后,《關學編》的續補是兩個不同的系統,一個系統的代表人物是王心敬;另一個系統的代表則是李元春。兩者基于對馮從吾《關學編》編寫凡例、立意本心的不同理解,關學譜系做了補續。而《關學編》在清代分兩系各自補續的情況,直到晚清柏景偉與賀瑞麟、劉古愚將以上諸編刪定整合、匯為一稿才得以匯合。需要注意的是,柏景偉等人對關學的看法,與王心敬并不相同。柏景偉認為:

       自周公集三代學術,備于官師,見于《七略》,道學之統自關中始成康,而后世教陵夷遂。至春秋,大圣首出東魯,微言所被關中為略,降及戰國、秦,遂滅學。漢、唐諸儒訓詁箋注,循流而昧其源,逐末而亡。其本自宋橫渠張子出,與濂、洛鼎立,獨尊禮教,王而農諸儒謂為尼山的傳,可駕濂、洛而上!24〕

在柏景偉看來,“道學之統”雖然“自關中始成康”,但在春秋乃至漢唐,“微言所被關中為略”,“循流而昧其源,逐末而亡”,所以沒有實際意義上的關學。而真正的關學,則“自宋橫渠張子出”才開始出現的。賀瑞麟也認為:

       三代圣人,具見于經,不待言也。秦、漢及唐,圣學湮塞,知德者鮮。宋興,明公張子,崛起橫渠,紹孔、孟之傳,與周、程、朱子,主盟斯道。早悅孫、吳,年十八欲結客取洮西之地,慨然以功名自許。及其撤皋比,棄異學,任道之勇,造道之淳,學古力行,卓為關中先覺,此少墟先生《關學編》獨推先生首出,而為吾道之大宗也歟!〔25〕

所以他們贊同四庫館臣的看法,也完全接受了馮從吾關學編的內容,而將“豐川編遠及羲、文、周公,下及關西夫子而下,非恭定所編例,去之!薄26〕
       柏景偉對《關學編》的修訂,是以對馮從吾的認同為基礎的。他認定:“蓋統程、朱、陸、王而一之,集關學之大成者,則馮恭定公也!薄27〕而后“二曲、豐川超卓特立,而說近陸、王;桐閣博大剛毅,而確守程、朱”,〔28〕王心敬、李元春從不同角度對馮從吾之后《關學編》的續補,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清代關學內部“尊朱”和“崇王”兩種傾向在關學傳統史學建構方面既各有側重,又相得益彰的特點。柏景偉對關學發展源流的基本認識,特別是他以馮從吾為關學之集大成者,“統程、朱、陸、王而一之”的觀點,則是他主張以馮從吾《關學編》原編為本,將王、李兩種不同文本刪定合編的根據,也是他不贊同王心敬對《關學編》張載之前等人納入補編而予以刪除的原因之一。從這一角度上而言,柏景偉所刪定的《關學編》,正是清代關學朱、王流派趨向融合在關學自身史學構建意識上的體現。
       柏景偉等人向馮從吾的復歸,進一步體現了以孔子為歸依的意識,但柏景偉“論學以不分門戶為主”,〔29〕賀瑞麟則主張嚴守門戶,“不辨門戶,且如失途之客,……將終不得其門而入矣”〔30〕劉古愚在尊孔的前提下又主張吸收西學,其見解并未得到統一。在近代西學的沖擊下,孔學的地位進一步式微,其在關學譜系建構中的地位,也逐漸失落了。而橫渠的地位,得到進一步提升。這在寓陜學者張驥1921年完成的《關學宗傳》中,有明確的體現。張驥在《關學宗傳》的《凡例》中明確提出:“關學開派,肇自橫渠,故馮少墟氏《關學編》托始于此!薄31〕在《關學宗傳》的《自敘》中,他也說:

       昔橫渠氏關中崛起,開門授徒,分濂、洛之席,紹鄒、魯之傳,一時藍田、華陰、武功諸儒,闡揚師旨,道學風行,學者稱初祖焉!32〕

基于此,張驥在其《關學宗傳》中刪去了馮從吾《關學編》卷首原有的孔門四子,而把張載作為關學之先。如是,經柏景偉等人到張驥,關學的性質發生改變,不再是關中自古以來有的理學,而是北宋時期關中才產生的理學;而張載在關學中的地位也發生改變,其不再是關中自古以來就有的理學的“倡明”者,或者“特宋關學之始”,而是整個關學的“初祖”。張驥的這種觀點,無疑對當今學界有重要的影響,而馮從吾等關學先賢原本以孔學為關學基準的觀點,也逐漸趨于衰落了。

       四、余論

       上面我們追述了關學譜系建構中孔學基準的失落和橫渠地位的提升。問題是,在當今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在注重區域性儒學譜系建構的同時,如何借鑒不同時期關學學者對關學譜系建構中的不同傾向和思考?陳來先生在《“關學”的精神》指出:“半個世紀以來,對關學的了解,往往從‘以氣為本’‘以禮為教’去突出其特點,這種理解突出躬行實踐,但忽略了價值和境界!薄33〕我們對張載思想的理解,固然要重視其哲學特性,但也要看到,張載和關學的本質并非完全等同于哲學,哲學只是其學中的某一方面,從本質上講,關學即是關中的孔學,是孔學在關中“全國地方化”的體現。陳來先生進而指出:

       儒學的普遍性和地域性是辯證的關系,這種關系用傳統的表述可謂是“理一而分殊”,統一性同時表達為各地的不同發展,而地域性是在統一性之下的地方差別,沒有跳出了儒學普遍性之外的地域話語,也不可能有離開全國文化總體性思潮涵蓋的地方儒學。不過,地域文化的因素在古代交往還不甚發達的時代,終究是不能忽視的,但要弄清地域性的因素表現在什么層次和什么方面。如近世各地區的不同發展,主要是各地的文化傳統之影響,而不是各地的經濟——政治結構的不同。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承認不承認地域性的因素,而在與如何理解和認識、掌握地域性因素對思想學術的作用!34〕

當今我們研究關學,強調張載在關學中的特殊地位,但并不能因此將張載完全地方化,將關學地方化,而需要在當時整個孔學的背景下去思考其共性和特性。因此,研究關學,需要進一步強調的是關學和整個孔學之間的內在聯系。說到這里,張驥在《關學宗傳凡例》中提出的“關中固不可槪包理學,是編亦不能盡括關中”〔35〕的觀點仍是有意義的,他在《關學宗傳》《自敘》中的一段話,也對我們思考關學與理學的關系,具有啟發價值:

       夫道冠古今,學無中外。前人以關、閩、濂、洛標宗,論者譏為過隘。然武、周代謝,道在師儒;孔、孟傳心,世稱鄒、魯,抑獨何歟?蓋關、閩、濂、洛之學,即鄒、魯之學,雖鳴道一方,皆有圣人之一體。謂鄒、魯之學,寄于關、閩、濂、洛,則可;謂關、閩、濂、洛之學,足以盡鄒、魯,則不可。謂學者假途于關、閩、濂、洛,以尋源鄒、魯,則可;謂尋源鄒魯,而不假途于關、閩、濂、洛,或僅僅于關、閩、濂、洛,則又不可也。道以參贊天地為量,學以求至圣人為歸。東海、北海,圣人出焉,心同理同。學以關、閩、濂、洛始,不以關、閩、濂、洛終,此《關學宗傳》之所為作也!36〕


【注 釋】
〔1〕馮從吾等原著、魏冬新訂:《新訂關學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5頁。
〔2〕馮從吾等原著、魏冬新訂:《新訂關學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2頁。
〔3〕馮從吾等原著、魏冬新訂:《新訂關學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3頁。
〔4〕馮從吾等原著、魏冬新訂:《新訂關學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2頁。
〔5〕馮從吾等原著、魏冬新訂:《新訂關學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2頁。
〔6〕馮從吾等原著、魏冬新訂:《新訂關學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4頁。
〔7〕馮從吾等原著、魏冬新訂:《新訂關學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4頁。
〔8〕馮從吾等原著、魏冬新訂:《新訂關學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53頁。
〔9〕馮從吾等原著、魏冬新訂:《新訂關學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183頁。
〔10〕《馮從吾集》,馮從吾著,劉學智、孫學功點校整理,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1月版,246頁。
〔11〕《馮從吾集》,馮從吾著,劉學智、孫學功點校整理,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1月版,304頁。
〔12〕《馮從吾集》,馮從吾著,劉學智、孫學功點校整理,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1月版,326頁。
〔13〕《馮從吾集》,馮從吾著,劉學智、孫學功點校整理,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1月版,296頁
〔14〕馮從吾等原著、魏冬新訂:《新訂關學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14頁。
〔15〕馮從吾等原著、魏冬新訂:《新訂關學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2頁。
〔16〕馮從吾等原著、魏冬新訂:《新訂關學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2頁。
〔17〕馮從吾等原著、魏冬新訂:《新訂關學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14頁。
〔18〕馮從吾等原著、魏冬新訂:《新訂關學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14頁。
〔19〕馮從吾等原著、魏冬新訂:《新訂關學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14頁。
〔20〕馮從吾等原著、魏冬新訂:《新訂關學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14-15頁。
〔21〕馮從吾等原著、魏冬新訂:《新訂關學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16頁。
〔22〕馮從吾等原著、魏冬新訂:《新訂關學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15頁。
〔23〕馮從吾等原著、魏冬新訂:《新訂關學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5頁。
〔24〕馮從吾等原著、魏冬新訂:《新訂關學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26頁。
〔25〕馮從吾等原著、魏冬新訂:《新訂關學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31頁。
〔26〕馮從吾等原著、魏冬新訂:《新訂關學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25頁。
〔27〕馮從吾等原著、魏冬新訂:《新訂關學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27頁。
〔28〕馮從吾等原著、魏冬新訂:《新訂關學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27頁。
〔29〕馮從吾等原著、魏冬新訂:《新訂關學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32頁。
〔30〕馮從吾等原著、魏冬新訂:《新訂關學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32頁。
〔31〕馮從吾等原著、魏冬新訂:《新訂關學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60頁。
〔32〕馮從吾等原著、魏冬新訂:《新訂關學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48頁。
〔33〕劉學智、魏冬主編:《關學二十二講》,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第1版,7頁。
〔34〕劉學智、魏冬主編:《關學二十二講》,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第1版,9-10頁。
〔35〕馮從吾等原著、魏冬新訂:《新訂關學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61頁。
〔36〕馮從吾等原著、魏冬新訂:《新訂關學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版,48-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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